【整理者按】一个偶然的机会，李俊兰与上海福寿园建立了联系。福寿园在殡葬行业的创新模式及其领导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她。作为资深记者她开始持续关注福寿园，并做了不少深度报道。通过她的文章，让北京乃至全国民众了解了福寿园的文化与公益价值，给社会提供了一个看待殡葬行业的新视角。
一、偶遇福寿园和福寿园的缘分始于一则上海老照片的报道。2007年初，东方卫视做了一个关于王开照相馆发现一批上海老照片的相关报道，我觉得挺有意思，当晚来到上海，住在南京西路王开照相馆的三楼，写成了一篇《上世纪老照片意外重现，上海滩热寻历史的倒影》一文，发在2007年2月15日的《北京青年报》整版刊发。
值守在王开照相馆期间的一天，我恰好碰到了研究郑苹如的许洪新老师来王开照相馆寻找郑苹如的照片。从他口中得知，福寿园要给郑苹如做塑像。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福寿园，初以为是民政部下面的机构，许老师说福寿园是上海一个较有名气的民营墓园，相约有空一起去看看。他回去后，福寿园正好约他当周的礼拜天去园子。许老师立刻电话我，问我是否同去？我答应了，就这样去了福寿园。
福寿园副总经理伊华接待了我们，带我们乘电瓶车参观。时值2月的上海郊区，春寒料峭，但园子里杨柳依依，非常秀美，当时就震撼到我了。午饭时，伊华和许老师商讨如何塑像，她满怀激情，又极其敬业的样子，让我感觉这个墓园不一般。但我没有表达出来，因为新闻要跟着时令走。我和福寿园的初识基本就是这样。
福寿园系列报道背后的故事转眼到了3月下旬，在报社的选题讨论会上，我介绍了上海有个福寿园，有好多名人墓，景色也很好。主编感觉福寿园和莫斯科新圣女公墓有几份相像，立马同意了我的选题。我给伊华打电话，表达清明节要写福寿园报道的想法，她爽快答应。不巧的是，采访期间恰逢她出差。伊华拜托葛千松总经理和王岚、吕慈两位老师接待了我。他们三位带着我在园子里参观，我自己又在园子里转了好几天。甚至为了弄清楚方位，还自己手绘草图，把写得好的墓志铭摘录下来，写成了《公墓化身人文公园》这篇稿件（2007年4月8日《北京青年报》A3版），全面深入地报道了福寿园的理念与创新，在北京引起了极大反响。章含之看了报道后，给伊华打电话。她说：“你们手伸得太长了，都到北京来了。”其实，是我主动的。此后，我与福寿园的联系更加密切了，我对福寿园持续关注，只要有什么重大活动，他们也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2007年，星星港成立四周年之际，伊华打电话邀请我前去参加活动。我在现场恰好碰到著名演员秦怡。尽管她当时岁数很大，但魅力依旧，她走到哪里，全场的目光都移动哪里。她在发言时说到：“去年我是来参加活动的嘉宾，今年我和大家一样，我的儿子也离开了我。”其间，我萌生了采访秦怡的念头，立即向伊华提出。开始秦怡不同意，但在伊华的劝说下最终答应了，我们一共聊了40分钟。采访后，我又查阅了一些其他资料，写成了文章《秦怡：儿子离去我不会倒下不起》（2007年8月19日《北京青年报》头版）。事后，秦怡很满意，给伊华说：“这个记者下功夫了！”
此外，我还报道了星星港四周年活动，以《用大爱支撑泣血的心灵》为题在2007年9月2日《北京青年报》A3版刊发。星星港是一个救治哀伤的民间组织，成员都是丧子的父母。记得当时我一边采访一边流眼泪，眼睛都哭肿了。通过这次采访，我了解到福寿园做了一件“政府能做但来不及做，群众想做但做不了”的事情。哀伤治疗、精神救助，在国内还是新鲜事物，星星港在这方面的探索，感动了上海和上海以外的许多地方。福寿园这么大的公司，能给予这么特殊的群体特别的关爱，我觉得福寿园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企业。
2009年，伊华到北京出差。她告诉我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女士要捐赠一个五门橱给福寿园。五门橱是陈洁如和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意义非凡。我立马奔赴上海参加活动。活动当天，陈洁如旧居所在的上海淡水路巴黎新村来了好多记者，老太太特别紧张，也不敢讲话。我看她的眼神特别像受惊的小动物。她告诉我，她完全不知道电视台要来。我特意私下安慰着她。或许，因为这份安慰，后来我对她的采访进行的特别顺利。通过采访得知，她是为了把母亲的骨灰从美国迁回，才跟福寿园结缘，捐赠五门橱也是为了帮助星星港的丧子家庭。采访中，她深情回忆了很多往事，我深切感受到她对母亲感情的深厚，也感受到她的坚韧和善良。老太太特别友好，我先后去过她家两次，她每次都关心我的差旅条件，并诚挚地邀请我住在她家。最后我写成《五门橱见证一世母女情》这篇报道也登上了《北京青年报》（2009年3月22日）的封面故事和A3整版刊发。
¹伊华（右）向陈瑶光颁发捐赠证书 ²本文作者李俊兰（右）与陈瑶光
写完陈瑶光这篇稿子后，我没有立即回北京，又继续写了杨麟[1]的报道。第一次和杨麟先生见面是在福寿园，杨先生穿了个蓝西服，特别正式，因为他还有其它事务，所以这次并没有结束采访。后续的采访是在江西杨麟小学完成的。我了解到他建立这个学校是受父亲杨管北[2]的影响，并且杨先生始终没有忘记他中国人的身份，热心于社会公益，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我很感动，所以写了《杨麟：海外游子的“五个一”工程》这篇报道（2009年4月18日《北京青年报》A3版）。其实，关于采访杨麟，我留了好多遗憾，一方面时间关系没能好好挖掘他的历史知识，如江阴沉船时间、工厂西迁等；另一方面，他与南怀瑾、吴佩孚的儿子以及杜月笙的女儿杜美琴关系都特别好，但是遗憾没能做采访报道。
然后关于陈毅长子陈昊苏的采访稿件，我先后写了两篇。第一篇是跟陈昊苏一起来谈他父亲陈毅的诗词，我写了一篇报道《听陈昊苏谈父亲陈毅的诗词》（2013年8月26日《北京青年报》C2版）。我和陈昊苏先生在福寿园举办的“先贤与城市记忆”论坛上见面，一番自我介绍后，我表达了采访他的愿望，他把联系方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我。第二篇是关于他护送母亲张茜骨灰安葬福寿园的报道。取骨灰的前一天，葛千松总告诉我这件事，我第二天就去八宝山一起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很可惜我迟到了，但我特意让陈会长留步，给骨灰鞠了三个躬。因为我特别崇敬陈毅，他写的诗词很棒，而且敢怒敢言。第二天我又随他们坐火车去上海，并在路上完成了采访工作。这篇报道刊发之前，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陈昊苏看过后不通过。后来，陈毅的二儿子陈丹淮跟哥哥陈昊苏说：“文责自负，不要去干预她。”终于可以发稿了，但这时电脑又出问题了，我都绝望地想放弃了。但福寿园第一时间派人帮我修理电脑，又准备网线，这篇报道才得以顺利刊发。事后，陈昊苏很高兴，还送我了他编写的纪念册和陈毅诗集。
三、情系福寿园福寿园为什么吸引我？为什么关于福寿园的经历我都记忆犹新？最初老照片的报道跟福寿园并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冥冥之中有缘分的存在。但首先我承认自己做事比较认真，如果我没有盯着老照片事件，就无法认识许洪新老师，和福寿园也就没有了交集。另外，作为一个老记者，我敏锐地捕捉到福寿园和别的墓园不同，我觉得福寿园代表殡葬未来发展的方向，是行业的领头人。福寿园有这么多名人，漫步园中就像漫步在历史的文化长廊中。最后就是福寿园领导层的个人魅力。比如王总很大气，园子里的保安告诉我，他们看到有同行拍摄福寿园墓地产品，向上反映，但王总丝毫不在意，说明王总格局大。我写的关于星星港活动的报道也在《福寿园报》刊载，荣获了上海市企业报的一等奖，给了奖状和200块奖金。按惯例，企业可以额外奖励，我没找福寿园要任何奖励。但那年的年三十，王总和我拜年，竟然给我连发10个红包！我都已经忘记这回事了，但他还记得，所以我特别感动。伊华呢，我原先对她有点排斥，因为她太时尚了，和殡葬一点不搭。后来发现她为人热情真诚、有干劲，学习能力特别强，每次和她交流或听了她讲课，一次比一次好，水平一直在提高，也是干大事的人。
杨麟，1929年生，美籍华人，上海圣约翰中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自幼在上海长大。 杨管北，与清帮大亨杜月笙关系密切，两人一起参与了江阴沉船等抗日事件。